论文摘要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核心问题之一,汉代哲学思想的中心和主题就是围绕“究天人之际”的天人问题展开的。汉儒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之间建立起的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是在汉代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逐步趋于稳固、社会思想文化复兴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逐步发展成熟的,是汉代天人问题的代表。在“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中,董仲舒吸收融合先秦诸子思想,以《春秋》学为理论进路,并引入阴阳、五行观念,终建构起了一个以宇宙之天为核心的天人系统。董仲舒建立起的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想理论依据。同时,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作为汉代天人理论的高峰,上承先秦、秦汉之天人思想,下启两汉以降天人问题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使儒家思想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遂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提出是汉初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之发展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秦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稳固,社会思想文化的复兴与融合,使封建“大一统”成为社会共同的现实需求。从汉初甫兴至汉武帝即位,封建大一统成为自高统治者至下层民众的共同诉求。由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之举,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初登历史舞台,以其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政治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汉初兴盛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汉代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在《春秋》学思想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建构、完善天人感应思想的独特门径。董仲舒的《春秋》学思想作为汉代今文公羊学的一部分,在丰富、发展公羊学思想的同时,以《春秋公羊传》为权威文本,先是运用况比见端、权变、推心见志之法显现《春秋》经传之原义；在此基础上又以圣人、“元”理论为中介的辞指之法进一步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终实现了《春秋》学向“天人感应”论的理论跨越。董仲舒《春秋》学思想不仅为“天人感应”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而且影响并促成“天人感应”论的形成。董仲舒在建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过程中,还吸收了阴阳、五行观,确立了天人之间通过阴阳五行运行中的相感相应使天人系统模式终形成。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占据着汉代天人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汉代天人问题出现了谶纬神学的天人感应论、王充元气自然的天人论、张衡宇宙自然天人论等不同的天人思想。它们的出现与发展是汉代社会历史现实的需要,是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奠基而形成的汉代天人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