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道是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范畴之一。老子首次把道由有限升华为无限,使之具有了宇宙本原的意义。由于其本身的多义性,道还被发展为自然规律、社会原则等多层内涵。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仁义之道构成互相对峙的两极,随着百家争鸣的展开,二者已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接纳吸收,具备了走向融合的条件。《吕氏春秋》作为一部兼综百家的著作,对儒道之道作了较好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思想成果。《吕氏春秋》以精气言道,精气无形无象,它既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又是流行于天地万物间的精微之气。精气除具备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流动不居、感应相通的特点。精气的流动性要求自然界万物之间、人体内部、国家机构内部都要保持精气通畅,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感应相通是因为精气成为天人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精气本身所包含的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是其产生天地万物的基本动力；精气作为产生万物的本原,给予了万物生命和欲望,并以自身的德行影响万物。总之,精气既具有道家之道精微玄妙、化生万物的特征,又具有儒家之道的德行,能够主宰天地万物。《吕氏春秋》还总结了三大规律之道。其一,‘以精气为共同本原的天地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系统。自然界中,万物都有秩序地分布于或生长于普遍联系的时空里；人类社会中,君臣的德行举措与国家安危密切相关；同时,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之间也处在相互影响之中。其二,循环运动是万物正常的运动状态。天道运行决定日月星辰云气的循环运动；春夏秋冬的周期决定了宇宙生命的循环运动；五德运转决定了朝代更替的循环运动。其三,阴阳二气的消长离合形成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着的事物处于不断转化当中,树立矛盾的观点使人看问题更加透彻全面,对统治者而言,就是能够更好地知人善任、不走极端；在认识到矛盾对立的同时,《吕氏春秋》更强调追求矛盾的调和状态。在由天道向人道落实过程中,《吕氏春秋》总结了普遍适用的三原则：“因”、“适”、“和”。“因”的原则把道家的因循无为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相结合,形成了待时而动、顺势而起的处世原则；《吕氏春秋》首次把“因”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在政治上丰富了君无为、臣有为的治国理论。“适”与“和”的原则是该书论音乐由来时提出来的,是道家宇宙生成论与儒家乐治理论相结合的产物。“适”是一种恰如其分的状态,“和”是一种和谐的价值原则和理想目标,《吕氏春秋》在论及音乐、养生、处世、治国等方面时都以二者为指导。《吕氏春秋》的养生之道紧承其精气说,并继承道家的养生方法以保养人体的精气；该书还发展了孟、荀的人性论思想,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提出适欲养生的观点,这是在儒道结合基础上的理论发展。“适”的原则始终贯穿于养生之道,形、神、性兼养,终达到身体上阴阳寒热与精神上喜怒哀乐的和谐状态。《吕氏春秋》把修身当作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其修身之道也是儒道融合的结果。修身法则是道家的法天地思想和儒家的顺民思想的结合；修身内容包括忠孝仁义和高节厉行,儒道所推崇的品行兼而修之；修身途径是吸取儒家的为学理念,博取众长并注重熏陶；修身的社会效用是形成忠孝为本的统治秩序,即达到儒家理想的治理天下的境界。《吕氏春秋》的为君之道要求君主以道为宗、无为而冶；同时又要施行仁政、顺乎民心。君主的治官之道是把儒家的正名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结合起来；治民之道是恩威并施和取信于民。其为臣之道要求臣子恪守本分,必要时以身殉义；还要清廉高洁,以自己的德行“熏染”君主,这其中既推崇儒家的忠臣,又表彰了道家的隐士。《吕氏春秋》的用兵之道看到墨子“非攻”的不现实性、儒家以仁义统一天下的迂腐性和道家柔弱胜刚强的被动性,积极呼吁大兴“义兵”,强调勇武刚强、掌握主动。义兵的特点是攻无道伐不义、拯救并安抚人民；义兵取胜的关键在于拥有义,还在于掌握一系列用兵策略。总之,《吕氏春秋》以精气说为其道论的基础,《吕氏春秋》之道是儒道之道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