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启蒙和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体现启蒙精神的理性文明在推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的自我异化和物化等现代性危机。因此，中外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展开了启蒙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其中，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以“超越启蒙心态”为核心的启蒙反思具有独特性，他基于对儒家文化基本价值及其局限性的深入研究和对西方启蒙核心价值及其负面后果的深刻揭示，主张挖掘多元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资源，来弥补和修正西方启蒙思想的局限性，通过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形成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和人文精神。本文认为，杜维明启蒙观的出发点是充分肯定西方启蒙思想的核心价值，同时致力于剖析西方启蒙思想的局限性，他的“现代性修补”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以儒学的当代复兴和发扬光大作为“现代性修补”的主体思路、基础和核心；以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作为运用儒学资源修补现代性的实践范例；以包括儒学资源在内的丰富的文化资源所形成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融作为“现代性修补”的实现途径和机制。本文充分肯定杜维明对中西文化精神所做的历史的和全面的分析，特别是他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样化的文化精神的交流和文明对话而对全球伦理和新文化精神的积极探索，并且肯定了杜维明关于启蒙的反思对于我们更加全面认识启蒙和现代性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同时也指出，杜维明启蒙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在理论上他没有建立起独有的系统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主要是借用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来进行启蒙反思，而且常常脱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谈论文化本身；在实践上他对东亚现代化和儒家伦理的内在关系缺乏深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片面夸大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化影响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