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重新开始扩大，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与东、西部地区比较，“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现一种持续下降的塌陷趋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不仅影响了“中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呢? 事实上，“中部塌陷”的发生是与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紧密联系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各自发展在某一阶段的一种现象。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区际差异的形成与演进的理论框架。不同区域由于制度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不同，分工程度及其演进过程就会有明显差别；而后者又导致了区域间发展阶段转换的时间差别，这就使得区域间发展差异处于一个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当一个先进入起飞阶段的区域开始加速增长时，后进的区域还处于减速增长阶段，这样它们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的差距就会扩大；当后者进入起飞阶段而前者达到成熟增长阶段时，它们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的差距就会缩小。 本文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迁过程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给出了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变化趋势。(1)制度变迁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一直处于一个下降通道中，市场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显然下降；(2)基于要素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虽然仍然起着基础作用，但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影响已逐渐弱化；(3)内生比较优势的影响则持续上升。因此，要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既要强调制度变迁与要素禀赋的影响，更应该注意内生比较优势的作用，从政策层面来看，这意味着培育区域的自生能力至关重要。 所谓的培育区域自生能力就是发展与该地区要素禀赋结构较为一致的产业结构，且从长期来看，这种产业结构应当有利于中部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那么，中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其比较优势的一致性如何呢?这种一致性能够支撑其实现自身崛起的目标吗?如果不能，又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本文的第二部分研究了上述问题。 无论是从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来看，都不存在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因素，相反，在某些领域中部地区还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1)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包括区位资源、能源原材料资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都具有特殊优势。 (2)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极为丰富，即使考虑到人力资本差别的影响，中部地区在劳动力资源上仍有一定优势。(3)虽然在创新能力与资本上中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劣势并不是绝对的。这就意味着，在制定中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时，不应过分夸大资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