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专利制度存在已有近500年的历史,但是真正对专利有系统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国内外对于专利的研究有两种:一种是对专利制度即最优专利长度、专利宽度、专利竞赛以及专利模仿方面的研究;另一种则是以专利申请数量直接作为科技进步的表现形式,应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进行量化分析。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一般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以对专利所有者的补偿报酬作为约束条件得到最优专利长度以及最优宽度,并进而研究专利竞赛以及专利模仿。笔者以为,无论是利用最优化的方法计算最优专利制度还是用统计的方法进行回归模型的分析,他们都忽略了专利实施这一关键问题。因此笔者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探讨专利实施的一些具体问题。笔者通过对影响专利实施的各个因素的分析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由于国内对于专利宽度设计比较狭窄,导致专利授权数量较多,但是真正具有科技含量的专利较少,从而导致整体专利实施水平较低,并且这一数据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本文提出,知识产权局在受理申请专利时应提高对专利新颖性的审查力度,提高专利申请的门槛。第二,政府在制定专利制度时,不要盲目的采用西方现有的专利制度,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适当的延长本国专利的保护年限,并提高发达国家在我国专利申请的费用以及维持费用,防止专利侵略,导致本国专利实施率更加难以恢复。而且,政府需要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专利所有者的知识水平以及发明创造能力,以提高专利的科技含量,进而提高专利实施率。第三,通过对非职务专利实施过程的委托代理模型,笔者得出结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专利所有者无法对专利的可实施状况加以确认,导致了专利所有者的福利损失。另外,由于欺诈的存在,专利所有者会被不合法的专利实施管理者欺诈,使得专利所有者遭受利益上的损害,并且可能极大的挫伤专利所有者的发明创造热情。因此,笔者以为目前急需通过监管的力量,打击专利实施的欺诈行为。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专利实施市场使专利的可实施性更加透明,减少专利欺诈行为。本文结构说明:第一部分,引言。对本文写作的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创新点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由于专利实施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对专利研究部分的文献做了分析和梳理;第三部分,在具体的讨论专利实施影响因素的部分,笔者采用最简单的专利最终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方法进行分析,而未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进行讨论。第四部分,笔者应用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对非职务专利实施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非职务专利在专利实施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以及专利实施状态不可观测情况下,专利实施的委托代理模型以及存在欺诈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第五部分,总结与展望。文章总结以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