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由于主流经济学存在回避空间因素这一缺陷,因而新经济地理学自克鲁格曼创立以来受到了广泛推崇。克鲁格曼的研究基于美国200多年历史尤其工业革命以来100多年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城市快速发展史,而中国恰恰错失了工业革命浪潮,其城市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对与历代权力体系相匹配的“城池”的继承,各地长期累积的“本地市场”差异的初始预置条件与新经济地理学所假设的从零开始的经济要素自由集聚特征有着本质区别。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不可脱离国情而照搬外来特定条件下的理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行政中心的设置——何种等级、在哪里设置,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行政主导经济或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的背景下。行政中心的设置,是对区域自组织能力、生产要素集聚能力在一定空间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行政区域的划分、行政中心的设置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受当时的经济条件、认识水平所限,在行政中心设置之初人们对区域经济长远发展难免缺乏通盘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局部所表现的行政中心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确有合理调整的必要。本文从经济增长有关理论出发,结合城市、区域、产业群发展规律,分析了不同行政层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相同行政中心之不同的设置模式对区域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增长所产生的影响,选取部分区域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路与对策。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等。第一章为相关文献综述,对相关的成熟理论及专题研究成果作一概述。第二章分析行政中心等级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高级别的行政中心容易集聚优质人才及各类生产要素,因而较易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经济增长会快于行政中心级别较低的区域。第三章分析相同等级的行政中心在空间的均衡、非均衡设置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随着劳动分工、产业升级的进展,城市化程度逐渐提高,各地形成了围绕中心城市的相对稳定、均衡的城市(镇)体系。新设行政中心若偏离既有中心城市,则会打破原有城市体系格局而重构“中心地方”。行政中心若均衡设置于各城市圈的中心城市,则可促进区域间均衡增长；行政中心在城市圈之间若非均衡设置,则会导致区域间非均衡增长。第四章通过徐州、郑州、合肥三大城市圈之间的实证分析对比,分析省级行政中心的设置及其均衡与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徐州与郑州、合肥二市相距约300公里,从历史基础、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矿产资源等诸多方面综合比较,徐州曾相对占优。解放前后,合肥、郑州先后成为安徽、河南省的新省会,基础设施能相对较优先地日渐完善,相对于省域其它地区,各类人才及其它生产要素最大比例地集聚于省会。经过几十年的累积效应,解放初经济基础最好的徐州市已落后于郑州、合肥两省会城市,其城市圈(都市圈)内状况亦如此。第五章列举了地区级与县级两个层次的案例,因行政中心设置而导致城市经济区之间、县域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第六章得出本文的相关结论,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并对未来区域前景及国内城市化路径予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