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阿根廷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让很多欧洲国家都瞠目结舌,而之后民众主义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经济体制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政治体制在民选政府和军事专制之间周期性摇摆。对外政策上也总是在亲美和亲苏之间徘徊,经常以一种“南美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9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可以被称为拉美国家中最极端的案例。从1982年到2002年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革。1976年—1983年阿根廷处于“国家改组进程委员会”(Proceso)统治之下。这届军政府设计了“国家改组计划”,希望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军政府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极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势力进入拉美地区,所以全力支持“国家改组计划”军政府对左派势力的镇压。军政府任命的经济部长马丁内斯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与美国金融界和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军政府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卡特政府上台后,利用“人权”外交政策对阿根廷军政府进行了打压。后来随着美国方面“沃尔克汇率冲击”的到来,阿根廷陷入了外债危机,经济停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军政府发动马岛战争,导致其自身迅速垮台,国家进入民主化时代。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从军方手中接受政权以后,民主化开始逐步推进。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这中间涉及到对军方高层的处理,军人当中仍然有部分人想恢复军事专制体制或者是保持军人对国家的“监护权”。在对外关系方面,阿方辛政府努力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由于“奥斯特拉尔计划”与“春季计划”两项经济计划先后失败,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阿方辛政府执政时期主要的贡献就是巩固了民主化的成果,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政治民主化在拉美已经盛行。当时冷战接近尾声,美国没有再支持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的必要了,所以这也使得民主化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90年代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庇隆党领袖梅内姆上台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与庇隆主义背道而驰。新政府接受了IMF和美国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实行近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使得整个阿根廷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在对外关系上,梅内姆采取了全追随美国的战略,同时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流,举行了很多次谈判,并得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笔贷款,这对稳定阿根廷的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也降低了阿根廷经济改革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地签署新贷款协议,债务不停地增长,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信心,这也成为以后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90年代后期,庇隆党走向分裂,党内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庇隆党力量的分散,激进党则与其他党派结成同盟,一举赢得了选举。德拉鲁阿仍然坚持维护货币局制度,坚持按照IMF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施政。IMF对阿根廷在执行削减财政赤字、紧缩开支、降低债务方面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决定不再向其提供支持。IMF的决定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信心,外资大规模撤走,本国资本也大量外逃,经济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德拉鲁阿被迫下台,正义党的杜阿尔德成为总统,他果断地废除了货币局制度并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杜阿尔德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没有挽救国家,并且其国家管制型的经济政策还受到IMF的严厉批评。基什内尔接任总统以后,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经济理念,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通过财政扩张和公共工程项目来刺激经济的复苏。在对外政治政策采取“离美”的策略,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加强与本地区的合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采取“离IMF”的策略,不再听从其经济政策建议和贷款援助。这一切努力,都降低了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自此以后,在没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在1982-2002期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外部因素的变化直接诱发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最后的经济大危机,也与这种过度接受外来影响有关。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受外部因素影响,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而出现了一种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不兼容的状况。在这20年中,国际关系、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体系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因素对国内的影响,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