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儒学产生于“礼乐崩坏”的周朝末期，继承周代以来对天、神的怀疑精神，重视人的主体力量，讲究入世，原初就有一种社会担当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既乐观又充满忧患的崇高人文情怀。支撑这种使命感和人文情怀的正是“天人合一”的形而上逻辑，其展开为“修、齐、治、平”的道德伦理实践，即“内圣”—“圣人”和“外王”—“大同”的人格与社会理想设计。儒学形而上精神内核的逻辑确证历程是艰难而漫长的。孔子在周礼基础上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范畴体系，并发扬前人的“和同”、“中道”思想；思、孟主张内在精神超越，强调“心”、“诚”；荀、易则从“外王”方面寻求“人道”与“天道”的现实经验的统一。汉唐经学偏重注疏而少有证成，其间魏晋玄学和佛学倒是为儒学的形而上确证提供了宝贵的形而上思维借鉴。到了宋明理学、心学阶段，宋儒、明儒诸家已经都是在借助道、释的形而上思路进一步阐发儒学，所以说，宋明理学、心学形而上体系的建构，标志着儒学史上对其精神内核形而上确证所达到的高水平。本论文以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为典型案例，通过梳理他们各自对儒学的证成过程，力求找到儒学中一脉相承的形而上确证线索，进而揭示儒学追寻形而上的逻辑进程，并在对比中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学的形而上精神，以为儒学现代化，为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为当下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思想和逻辑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