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中国高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粮食稳定增产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财富增长效应惠及人数比例最大的社会群体。我国粮食生产正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农村生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影响农业自身积累与发展;粮食基础产业的地位与财政投资的规模不匹配,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导致产业竞争力弱;农民种粮收入的增长缓慢,激励农民安心种粮的动力不足;有些农村地区出现农业产业非粮化、粮食产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等现象。2004年国家开始实施新的粮食政策,中央财政加强对“三农”的投资,连续7年保持粮食稳定增产与农民持续增收。但是,整体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没有突破性的提高,粮食增产过度的依赖政策刺激和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民收入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偏低,而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稳定增产与农民持续增收问题。然而,农村生产要素过度地向城市流转与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却阻碍粮食生产效率的改善,并且抑制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此时迫切需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瓶颈。论文的第一章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主要的经济学流派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同发展的理论解释,揭示出二者协同的效率基础、根本出路、实现条件与促进机制。第二章从农村主要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中,分析粮食生产经营体制变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政策演变、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的激励与抑制作用。第三章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不同时期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协同和冲突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利用计量方法检验出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不存在随机的共同增长的趋势。第四章从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剖析粮食生产效率、农村生产要素流转、粮食政策、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影响。粮食生产劳动效率偏低,削弱了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内在基础。农村改革前,主要由国家控制生产要素的流转,阻塞农民收入增长的渠道。农村改革后,生产要素能相对自由的流转,拓宽农民增收的来源,农村要素过度流失和缺乏有效的要素回流机制反过来制约着粮食增产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潜力,而且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抑制了农民分业和农业内部的劳动分工。近几年,中央政府实施的粮食政策只是促进粮食增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不大,不能从根本上弥补粮食产业低收益的缺陷。工业化快速发展对粮食产出产生积极影响,城市化并没有带来粮食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当前工业化发展不再能够抵消城市化对粮食需求增加的负面影响,粮食安全的形势严峻。工业化比城市化更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第五章实证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的制度条件、冲突的症结及制度根源。二者协同的关键,是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并且通过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减轻农民税费负担、提高粮食价格、实行收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农民收益。二者协同的制度支持,是建国后迅速完成的土地改革、随后的农民互助组、农村改革确立的农民土地产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变化。在农村改革以前,二者难以协同的症结是国家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改革以后是粮食比较收益偏低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在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难以协同的制度根源是二元经济结构。目前,阻碍二者协同的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全的农村要素市场、不健全的粮食政策及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第六章提出新阶段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协同的制度创新方向,包括促进农民分工分业,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完善粮食政策体系,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在促进农民分工分业的过程中,将引入现代生产要素与改造粮食生产组织形式相结合;改善粮食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必须健全农村要素市场,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产权,引导资金回流农村,给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环境;完善粮食政策体系,关键是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强化财政支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和理性地发展城镇化,促进农民分工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