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沿袭Dixit & St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框架,Krugman(1991a)阐释了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作用下,制造业的空间集聚过程。本文所要阐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制造业的不同产业会在不同地区集聚,形成地区间专业化分工的专业化产业区。我们有必要在Krugman(1980);Krugman & Venables(1995)和Venables(1996)模型中引入新的因素来加以回答。 首先,本文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历史起源。空间并不是一张匀质的平面,而历史因素往往是造成空间不匀质的重要原因。产业发展的历史传统往往带来产业特定性要素的空间不均匀分布,这些要素的低流动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要素的空间集聚状态。产业特定性要素的空间集聚导致不同产业在某一特定空间的生存竞争力有差异,从而导致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空间集聚的专业化产业区出现。 其次,本文从分工与交易角度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机理。沿着Krugman(1980);Krugman & Venables(1995)和Venables(1996)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专业化产业区形成的理论模型。基本思想是,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受企业间专业化分工深化带来报酬递增的驱动,而较低的人力资本转换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 再次,本文对中国“二元经济”背景下,专业化产业区的扩张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为东部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大量潜在工业劳动力。东部专业化产业区与西部新兴工业之间的技术差异诱使西部潜在工业劳动力流向东部。当东部专业化产业区的技术优势积累足够补偿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徙成本时,西部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涌入东部推动了东部专业化产业区的扩张。 最后,以浙江永康五金机械专业化产业区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对本文得出的若干理论观点进行了检验,并提出相关理论与政策含义。